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对于国家制度的设计多借鉴前朝,从而规避一些陋习。

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在宋、元两国。

元朝自不必提,蒙古人败在治国过宽,属于粗放式的管理,只要收够钱,民间事物大小一律交给土豪劣绅,甚至实行包税制。

这种情况下,穷者无立锥之地,富者阡陌相连,民不聊生。

所以明朝就以严治之,恢复到了宋时的封建管理。

在宋朝方面,明朝上下得出的结论是,宋人骨子太软,岁币求和,一步退,步步退,最后退无可退,只能亡国。

所以,骨气就得到了重视。

表现就在于文官们以廷杖为荣,骨头越硬越受到官场的重视,相当于功勋。

土木堡之变,哪怕皇帝被俘,也拒绝议和;明末崇祯朝,议和的陈新甲被杀。

一味的硬气,失去了柔和,表面上很解气,实际上却错失了良机。

一张一弛,才是王道。

为了培养士子的傲骨,也是为了收买人心,大明实行优待士人的国策。

太祖高皇帝免掉了所有现任官员的徭役;嘉靖二十四年的《优免则例》规定,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到了万历三十八年的《优免新例》又规定,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税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免田税八十亩。

也就是说,在万历三十八年以前,普通的秀才举人,在法律上根本无法无限制免税,只是免税两石罢了。

后来一步步地得寸进尺,进而优免范围扩大化。

毕竟普通人,谁会去看《大明律》?

多占,多吃,才是王道。

地方的衙役们,也不敢得罪举人秀才,只能任其免税,将剩下的赋税摊派到其他的百姓身上,欺负老实人成了共识。

到了张居正时期,一条鞭法就来了。

严格按照大明律来征税,从士绅嘴里抠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所以人亡政息,就不可避免了。

难道万历皇帝不知道一条鞭法的好处嘛?

他当然知道,但同样他明白,张居正去世后,大明朝廷之中已经没有这样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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