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安先生曾经评论说，中国人不理解科学研究的任何系统方法。然而，在一部被大多数外国学者看做是陈词滥调的中国经典著作《大学》[“HigherEducation”，外国人通称为“GreatLearning”。——原注]里，给出了一个学者进行系统研究应遵循的一连串方法。中国的学者也许无法找到比遵循这本书的方法更佳的途径了，即，首先从个体开始他的研究，再从个体进入家庭，然后从家庭进入政府。
那么，首先，学者应该尽力掌握中国个人行为原则的正确知识，这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第二，他要审视在人们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中，这些原则如何被应用和实现。第三，他还要有能力注意到国家的政府和行政机构，并以此引导他的研究。当然，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程序只能大体上被执行；要完全执行它，几乎需要专心投入整个一生的精力。但是，我们肯定会拒绝承认一个人是个汉学家或者对他冠以任何高深的学问的赞誉，除非他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非常熟悉上述这些原则。德国诗人歌德曾说：“在人类的作品中，像在自然的作品中一样，真正应当注意、超越了每一个事物的东西是——目的。”现在，在民族性格的研究中，要注意的第一要务也是这一点。不仅要注意人民的活动和实践，也要关注他们的观念和意见；要了解他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们把什么认做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他们把什么看做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他们如何区分智慧与愚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学者应该研究个人行为准则的含义。换句话，我们想要说的是，你必须懂得中国人的民族理念。如果有人问，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回答，通过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学，你能从中读出一个人最美好最高尚的特征，也能看出他们性格中最坏的一面。因此，应该引起那些研究中国的外国人的注意的一个对象，就是中华民族权威的民族文学，即使是仅仅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进行这种预备的研究可能也是必需的。让我们现在来看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学的。
“欧洲的文明，”一个德国作家说，“取决于希腊、罗马和巴勒斯坦文明；印度人、波斯人和欧洲人一样都是雅利安人的血统，因此，是有关系的；在中世纪，同阿拉伯人交往对欧洲文明的影响甚至延续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存在的基础，同欧洲人的文明完全无关。所以，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必然要克服由于缺乏共同的基本思想和观念所导致的所有不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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