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为了赶时髦，一个传教士的团体引起了许多笑话，因为他们在一些科学小册子的封面上称呼自己为“著名的学者”——“宿儒”。这个主意当然是极端可笑的。可以肯定，在整个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斗胆冒昧地称他自己能够担当得起“儒”这个汉字，这个“儒”字包含了一个学者或文人所能有的最高尚的品质。然而，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欧洲人作为汉学家被提起。在《中国评论》的广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传教士中间，正在辛勤地耕耘高级的中国学。”随后是经常投稿者的名单，我们应该相信，“所有这些知名的名字，表明了他们对这门学科有全面的学识和彻底的掌握。”
那么，要想评估这种在中国的传教士团体辛勤培养的高级学问，大可不必拿像德国人费希特在关于文人的演讲中，或者美国人爱默生在《文学伦理学》中提出的理想的高标准来衡量。已故的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是公认的伟大的德国学者，不过，尽管一个英国人读过几本席勒[席勒（Schiller，1759—1805），德国诗人及剧作家，主要的浪漫主义者，以他的历史剧如《唐·卡洛斯》(1787年）和《华伦斯坦》(1798—1799年）及说教长诗著名。——译者注]的剧本，或者向杂志投过一些翻译自海涅[海涅（Heine，1797—1856），德国作家，自1831年之后生活在巴黎。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及社会论文充满了他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以及对众多德国现代研究机构的嘲笑。——译者注]的诗歌，在他交际的圈子内，他可能被认为是德国学者，但是他决不会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印刷品或者布告上。可是，在中国，欧洲人中有谁出版了一些省方言的几句对话，或收集了一百条谚语，这个人就立即会被冠以汉学家的称号。当然，名义上没有什么害处，而且，由于条约中的治外法权条款，在中国，一个英国人只要高兴，就可以不受惩罚地称他自己为孔子。
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人认为中国学已经跨越了或者正在跨越早期的初创阶段，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字典编辑这样单调的工作，而是致力于建术性的工作，致力于民族文学中最完美作品的翻译，而且他们不仅具有判断力，还具有由推理和论证支持的决定性的判断力，来决定中国文学殿堂哪些名字应该最受崇敬。现在，我们打算做一番考察。第一，考察在历经了这种变化的欧洲人中间，他们的中国知识究竟掌握到了什么程度；第二，在中国学方面已经做了什么工作；第三，当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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