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谑中的庄严——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

贺绍俊

粗看到英格力士这四个字,如坠入云雾,待明白它的所指之后,又不禁哑然失笑,甚至还勾起自己的一番回忆,因为恐怕大多数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第一次坐在课堂上,对着课本上陌生的英语字母要蜷着舌头发出异域的声音,我们只好用自己熟悉的汉字在那些单词下面标出发音,免得下次上课时忘得一干二净。这还多半会是一场温馨的童年回忆,它保存着儿童的天真和无忌。但王刚给我们讲述的当年学英语的故事,却让我们的心一沉。这倒不在于故事里面包含着太多的悲情,而是王刚回望历史的姿态:戏谑之中有一种难得的庄严。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还是旁观者,都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一堆臭狗屎,尽量将自己从中摘取出来,以示一身干净。正是这样一种基本态度,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我们的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叙事时,往往扮演着受难者、殉道者的角色,其基调就是控诉、批判和悲愤,这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文学风景。而受难者、殉道者的“文化大革命”叙事逐渐在人们眼里变成祥林嫂似的唠叨,不得不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肇端于王朔的痞子似的、或顽童似的“文化大革命”叙事,这种“文化大革命”叙事在90年代的后现代热的不断加温下越来越强劲,它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化,将宏大叙事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小叙事,其基调是戏谑、反讽和颠覆。年轻一代的作家特别乐于玩这样的历史游戏,像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刻印着那个年代荒诞色彩的童年记忆显然是他们重要的文学资源,在当下“文化大革命”叙事时尚的激发下,他们以完全戏谑的方式处理童年记忆,营造出一种在政治空地的欲望放纵的图景。

王刚在《英格力士》中所依重的同样也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童年记忆,同样也采取了一种戏谑的方式,这一点使他的作品具备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肯定戏谑所蕴含的批判性,这也是一种开放式的批判性,它使得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从祥林嫂式的无限循环中逃逸出来。《英格力士》也是通过戏谑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的。如刘爱看到父亲在画毛主席画像时,问为什么少画一只耳朵,父亲告诉他这是透视规律。紧接着来了两个当权人物,训斥刘爱的父亲为什么少画一只耳朵,父亲无奈爬上脚手架去添加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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