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述，目前一个统计上的规律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是其全部企业的９９．５％以上是中小企业；二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平均就业人数为９－１５人。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每千人口拥有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数量平均在４０－５５个左右；全部劳动力在灵活职业、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的比例在６５－８０％范围。而生产力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行政管制程度较高的国家，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数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并且在灵活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就业劳动力的比率也要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例。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特别是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一些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拉美和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或者转向私有制，或者转向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也大都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至今，虽然在就业结构转型和扩张就业容量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结果并不十分理想，体制转轨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体制和结构双转型国家的城镇失业压力则更大。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ＧＤＰ高速增长，但是，ＧＤＰ的形成中投资的比率较高，工资等形成的比率较低，即工资分配率较低，增长的内容是大企业的产出和公路、电站等社会性和基础性的内容，这种增长方式对持续就业的贡献较小，形成高增长而低就业的局面，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并不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转型时期提高的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广大劳动者能参与就业和分配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与国际同期转型国家和地区相比，数量太少。企业是社会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在国家制度存在的条件下，其诞生和运营往往有政府准入和管理的轨制制度。因此，企业法人的诞生数量，企业在运营中生死多少，除了决定于创业者、资金、市场、经营管理水平等因素以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决定于政府对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准入和管理等轨制体制。政府轨制程度与就业水平关系的一个规律是，政府对企业诞生准入的门槛高、环节多、时间长，则创业困难，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就少，就业水平就低，失业率就高；如果对企业诞生准入的门槛低、环节少、时间短，则创业活跃，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多，就业水平就高，失业率就低。
而许多拉美国家，还有体制转轨国家，其失业率高的原因是：对企业注册登记的资本金额度等标准门槛设立标准较高，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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